3月13日，北京郵電大學學生在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的課堂上，展示利用AI進行文獻梳理和數據收集的成果。受訪者供圖

　　當AI能快速生成論文、解讀數據、閱讀文獻，越來越多大學生開始使用AI進行輔助學習，一些重要議題再次浮出水面——AI的普遍應用，是否會削弱年輕人的原創思考能力？是否會影響其價值判斷力和獨立人格的塑造？近日，本報邀請了3位專家學者，一起聊聊技術浪潮中如何守護年輕人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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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許子威

　　嘉賓：

　　李艷燕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教育技術學

　　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副主任

　　盧家銀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宋林澤 北京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主持人：近日，AI謠言頻出，引發輿論熱議。AI謠言會帶來哪些危害？年輕人應如何避免被誤導？

　　盧家銀：最近網上流傳的AI“造謠”亂象，本質上都是技術被濫用的表現。例如，有人故意訓練AI生成虛假信息，再利用算法推薦機制瘋狂傳播。這類謠言具有3個特征：標題黨式的情緒刺激、數據看似權威實則虛構、內容碎片化難以溯源。

　　這類信息對公眾和青年一代的影響是深層次的：第一，虛假信息會擾亂網絡輿論場，污染整個信息生態；第二，真假難辨的信息會削弱人們的認知力和判斷力，導致對核心價值觀的解構；第三，AI謠言對青年認知體系可能會產生較大的破壞。具體來看，在知識建構上，AI生成的虛假學術成果，可能扭曲青年對科學方法論的理解，削弱其“假設-驗證”的科研邏輯訓練。在思維發展上，AI謠言通過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形成邏輯閉環，不利于批判性思維的培養。這可能會導致青年一代陷入AI帶來的學習、寫作和生活的“舒適區”，習慣于接受機器生產和推送的片面信息。

　　宋林澤：青少年正處于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期，長期接觸AI謠言可能導致其難以區分事實與虛構，甚至盲目跟風傳播，削弱獨立思考能力。部分年輕人可能因缺乏信息甄別能力，成為謠言的“二傳手”。為此，思政課教師需要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網絡觀與社會責任觀，助力構建可信、安全的數字社會。對此，一是要注重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與信息素養，使他們學會通過權威渠道核實信息，避免依賴單一來源。二是要引導學生掌握技術識別工具，使用AI內容檢測功能輔助判斷。三是要強化學生的法律意識與社會責任，使他們審慎對待信息，在未進行核實前不隨意轉發信息，避免成為謠言傳播的“助推器”。

　　主持人：年輕人如何正確看待AI生成、輸出的內容？同時，學校教育需做出哪些改變，以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盧家銀：防止價值觀被AI帶偏，關鍵要建立認知錨點。青年需要在自己的知識體系里打下幾個“認知樁”：一是主流媒體和網絡平臺要建設優質信息內容池，利用算法加大對優質內容的推送，讓青年接收到更多高質量的信息；二是在技術上需要研發“價值觀對齊”的深度學習框架，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植入人工智能系統之中，以影響大模型的輸出結果；三是提升學生的媒介素養和信息辨識能力，如果學生不掌握基礎理論，直接讓AI整理報道素材，就很容易被隱蔽的價值傾向誤導。

　　在這個過程中，更需要大學教師培養學生的價值主體性。例如，讓不同AI就同一議題生成內容，對比發現有的傾向于個人主義敘事，有的強調集體價值。這個過程會讓學生意識到，AI輸出本質上可能體現了開發者和部署者的價值觀。最近我們在做“AI價值觀審計”的研究項目，目的就是讓學生給各類AI應用打倫理分，這種積極擁抱、主動出擊的方式，可能比被動防御更能筑牢思想防線。

　　李艷燕：面對AI技術帶來的認知挑戰，年輕人要形成獨立思考的能力，建立科學的信息甄別體系。第一，要與AI共建平等的、具有思辨性的對話互動。AI交互對話框，其實就是一個突破傳統知識權威的思維訓練場，AI的“零社會身份”特質消解了人際互動中的壓力，為年輕人創造了可自由質疑、反復辯駁的平等對話環境。年輕人可以把AI看作一位平等對話的智者，通過引導與AI的對話互動，促進個體思維鏈的形成，并校準認知偏差。這種去權威化的思辨訓練，可以幫助年輕人在與AI的對話中保持獨立判斷，實現認知躍遷。

　　第二，形成質疑前置的逆向運用思維。在使用AI工具時，可以先要求AI質疑其提出問題中的邏輯盲點、數據局限及價值偏見等，進而要求AI基于識別出的問題形成解決方案。這種逆向運用思維機制，讓AI突破了預設算法的局限，從答案輸出者變為內容校驗者，同時也促使年輕人完成了雙重思考，既審視問題的合理性，又評估AI方案的完備性，最終在與AI的動態博弈中逼近問題本質。

　　第三，通過橫向對比與縱向追問進行論證溯源。面對AI輸出內容的可靠性爭議，一方面可以橫向對比多源信息進行交叉驗證，使用不同的AI工具生成回答后對比核心論點、數據來源及邏輯鏈條的差異，或者借助搜索引擎、結合個人知識儲備進行驗證，識別AI生成內容存在的失真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從AI工具給出的結果中，提取論據與推理兩個部分進行縱向追問，對論據追問數據來源，對推理追問推導步驟，逐步發現AI論證路徑中的斷點。

　　宋林澤：當AI用幾分鐘就能生成一篇結構完美的《資本論》讀后感，技術的便利性正在重塑年輕人的認知模式。想要打破這種“思維懶惰”和“正確性答案崇拜”，需要引導和加強批判性思維訓練。以我講授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程為例，在講解“實事求是”思想時，我們設計了“概念漂流瓶”游戲，即學生需用AI生成該概念的當代詮釋后，通過文獻考證將其回溯至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鄧小平“三個有利于”標準，直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物質生活條件”理論。

　　AI輸出的內容只是一個認知起點，而不是終點。大學生需要主動去驗證它的內容，比如查閱權威來源、對比不同觀點，甚至直接與領域專家交流。這種驗證過程，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問題，還能讓我們在面對復雜信息時更有判斷力。

　　主持人：一些大學生開始使用AI完成作業，有些教師鼓勵，有人則存在擔憂。技術會不會帶來新的不公正，您如何看待？

　　盧家銀：鼓勵與擔憂各有其道理，具體需要從作業的目的、定位，以及大學課程的考核方式等方面系統分析。對于社會科學而言，傳統作業模式主要考查學生對于知識點的掌握和理解應用。因此，通常情況下，學生只要通過較為規范的書面語言，將自己的理解有邏輯、清晰、流暢地表達出來即可。在互聯網普及前，受條件所限，即使學生有意查找資料，繁瑣的檢索過程也令多數人難以完成。隨著網絡技術出現，大幅提升了學術檢索效率，教師對課程作業的信息搜集標準自然提高，但大家并未因互聯網輔助完成作業而有異議，反而從這個過程中發現了優秀學生所具有的學術潛質，比如一點就通、邏輯性強、快速建構知識圖譜等能力。

　　當然，也會存在一些學生通過AI工具來省力和取巧，這不可避免。但教師應思考這種“偷懶”情況背后更深層的邏輯。我認為，任何工具都應該首先公平可觸及、可使用，接下來才是會不會使用、如何更好使用的問題。

　　李艷燕：在學習新技能或新知識的初期，學生往往會因內容復雜、進展緩慢而感到困難重重。AI能夠通過個性化學習路徑規劃和定制化學習體驗，有效降低學習門檻，幫助學生以更輕松、高效的方式掌握知識。然而，如果學生習慣于依賴“認知外包”，僅僅滿足于簡單復制AI生成的內容，缺乏必要的思考與重構過程，確實會導致獨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科學引導學生、合理設計AI工具的使用方式，就顯得尤為重要。

　　AI技術的普及，正推動傳統教學方式發生顛覆性變革。首先，教師角色發生根本性轉變。教師需要轉變為學習的引導者和能力的培養者，更多關注如何通過個性化教學來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同時重視學生的品格教育和價值觀引導。其次，教學內容需要與時俱進。在智能化時代，教師課程設計應當更加注重跨學科整合，通過創設真實問題情境，引導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主動建構知識體系，培養其核心素養與高階思維能力。最后，教學評價更加多元化與過程化。AI的引入使教學評價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標準化考試，而是更加注重對學習過程的動態追蹤與多維評估。教師可以借助AI工具高效開展形成性評價，實時監控學生的學習進度和表現，及時發現并解決他們在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主持人：“有了AI，為何還要讀書？”在AI能夠“高效讀完一本書”的時代，不少學生都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在您看來，如今讀書的必要性是什么？

　　李艷燕：這個問題從表面上看體現出AI的效率優勢，但實際上暴露出的卻是對于學習本質的認知偏差。根據心理學家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知識的獲取應是主體在與具體情境的互動中主動建構的過程，而當前AI卻導致了認知外包傾向，使學生陷入被動接受信息的困境。

　　我認為，讀書的必要性主要包括3點。首先，讀書能夠構建個人知識體系。學生通過讀書，可以不斷將文本信息與既有認知進行碰撞，形成具有個人烙印的知識體系。其次，讀書是思維訓練的過程。AI的即時性知識輸出，省略了人類閱讀時的必經環節——概念解析、邏輯推演與反思驗證。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必須自主完成思維訓練任務，比如理解故事鏈條、權衡對立觀點等，從而促使大腦形成獨立的思考體系，確保人類始終保有批判性思維。最后，讀書能夠構建人類特有的精神價值體系。AI雖然可以模擬對話，但無法復現文學體驗引發的情感與價值共鳴。文字創造的共情場域讓學生能夠經歷道德推演與價值抉擇。這種通過文字展開的情感訓練，可以增強學生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也能培養學生在復雜情境中平衡理性判斷與感性共鳴的社交智慧。

　　宋林澤：深度閱讀本質上是思維訓練的“重體力勞動”。比如，在《毛澤東選集》研讀課上，學生通過分析《實踐論》的寫作背景，能夠理解“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論循環，這種認知框架的建構過程，正是思辨思維的鍛造過程。而AI生成的《實踐論》核心觀點提煉，往往簡化為線性的理論模型，丟失了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總結的動態過程。因此，在AI能“讀”萬卷書的時代，人類讀書的意義早已超越知識獲取，它是我們與偉大思想對話的橋梁，也是抵御技術異化的精神盾牌。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許子威 記者 任冠青整理）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3月28日 05版